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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從 1985 年 12 月刊載於《美國公衛期刊》的一封公開信開始談起。作者漢司斐德（H. Handsfield）是位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頂尖公衛醫生，信中他評論了一份稍早做出的研究。這份在1982到1983年間於舊金山進行的研究指出，有多重性伴侶的男同志因調整了性行為模式而較前一年減少了約10%的感染HIV風險，然而漢司斐德卻認為這樣的改變幅度小的可笑。他說，在西雅圖，有高達三分之一的男同志感染愛滋，而就算高風險的性接觸從每年十位性伴侶到明顯下降到每年兩位，男同志還是有55%的暴露風險；另外，在舊金山，有三分之二的男同志可能已感染，暴露機率則是89%。漢司斐德認為，人們對於性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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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性因素仍缺乏足夠了解。他不解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仍持續進行有多重伴侶的高風險實踐，但他覺得那是當下欠缺減低風險指南手冊之故。他認為，如果要制訂風險指南的話，就應該根據現有流行病學數據來做出客觀詮釋，同時也決不能低估事態的嚴重性。他說，我們要勸告男同志進入長久、有承諾的關係，並禁絕單一性伴侶外的性活動，另外，在處理新式或隨意伴侶關係時，「Safe Sex」的忠告則該以下下之策的方式來呈現：一個審慎的人不該心存僥倖，冒著1%的機率，讓自己暴露於染上這要命傳染病的風險。

在此，我想要為大家上點數學課，來解釋公衛官僚為何及如何操作數字，這有助於理解愛滋早期疫情的監測數據，以及使用這些數據來提倡特定政策的倫理（就像同前面那位西雅圖公衛醫生所揭示的），從而釐清這兩者間有著什麼樣的危險落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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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指認新興疾病的初期，流行病學家會小心翼翼把有相似症狀的人們或在人口統計學上有相似特徵者做分類。就愛滋來說，流行病學家面對的跡象在結構上是嶄新的，因為這是種慢性且能透過性行為傳染的疾病，而這對他們來說還是頭一遭。1970 年代男同志間流行病的B型肝炎還沒被公衛掌握，接踵而來的又是個在特徵上顯示可能由反轉錄病毒所引起的新傳染病。這種病毒在當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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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假設性的粒子，仍未被描繪出來，更別提對其有所了解。事實上，在疫情初期，流行病學會高估或低估疾病發生率是很典型的，因為要辨識出易受感染輔因子（co-factors）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流行病的宣布所根據的往往是人口層級的資料，會傾向同時製造恐懼和疑慮，而感受狀態則會因你的居住地而有所不同。對住在大都會區裡的男同志來說，男同志診療所的存在帶來了最佳的監測系統，因此愛滋早年的戲劇性數字所代表的是他們認識的真實人物：當你周遭的朋友一個接一個死去時，任何預測都顯得過低、任何的因應措施也都顯得太遲。而對住其他地域的男同志來說，由於沒人目睹有人正在死去，這些數字看來就像是用來恫嚇同性戀者的另一種恐同招式。

文／Cindy Patton（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

儘管同志運動已進展了三十多年，漢司斐德這封信裡所蘊含的一些文化預設至今幾乎沒啥改變：男同志並未體認到他們性愛活動的危險性，社群領導人物對那些從事高風險性行為的男同志也不夠批判，更令人髮指的是，男同志在這種情況下竟還指望可免於公衛或法律對其高危險行徑所進行的管制！你或許會想，同志運動者要是聽到這種公衛論調，應該會跳出來對幹吧？不幸的是，現下國際間政治可見度最高的同志運動，也就是同志婚姻平權運動，似乎贊同這些預設。弔詭的是，在愛滋罪刑化的情況下，同志婚姻意味只允許那些感染狀態皆為陰性的同志伴侶關起門來在房間裡做愛的權利。而對其他那些同婚外的人來說，對愛滋藥物的順從醫囑——不管是給感染者的治療或是給非感染者的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則是展現其好公民身份的唯一方式。?

上述1985年西雅圖官方使用的數字是有問題的。公衛當局在生產流行病發生率數據時有個主要的問題，我稱之為「分母問題」，而這是在做人口層次的資料分析時常犯的錯誤。為了要判定有多少案例，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必須下個定義，而最初的定義是，一般而言該算健康的人身上出現了特殊的伺機性感染。為了要判定他們在觀察的是單一還是多種疾病，CDC 於是藉由人口統計學類型製造出了次要類別，即惡名昭彰的「4H」（「Homosexuals 同性戀」、「Haitians 海地人」、 「Haemophiliacs 血友病患」、「Hookers 娼妓」），隨後使用注射針頭的藥癮者也很快就被列入名單。要統計落入每個類別的通報案例比例相對容易，然而這樣的分法其實有模糊地帶，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坦承有同性間性行為，而即便坦承，要是你也有用藥或本身是個血友病患，那也只會被歸類到同性戀這個範疇。也就是說，同性戀被假定比其他類別來得更高風險。

過去有段時期的愛滋運動在對抗這些分類，因為它們應允了當局對感染者和社群中人的監控、並且深化了歧視。然而，這是個分子問題，也就是說，每個類別裡有多少人。如果要了解像那位西雅圖醫生所使用的發生率，亦即，某個城市男同志的感染比率有多少，那你接著就要去看分母。我們可舉例說明發生率的數字可怎麼表達：「來聽我演講的五十人之中，五人有紅髮」。紅髮的發生率就是十人之中有一人紅髮，即10%，但這並無法反映台北、台灣、或全球的紅髮發生率。把診斷感染某疾病的人數除以可能感染疾病的人數，就得出某疾病的發生率。就愛滋防疫而言，所有男同志都被當成處於風險中，所以把西雅圖診斷出感染愛滋的男同志除以西雅圖的男同志總數，就得出了西雅圖的男同志感染率。可是 1985 年有多少男同志住在西雅圖呢？誰知道？誰又可以被算成男同志？製造這種數字（現在依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有多少男人有同性間性行為，也不知道他們如何、以怎樣的頻率、在哪裡、何時、為何做愛。即便用時下更精密、仰賴人類學與統計學的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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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研究而製成的數學建模（modelling），得出的頂多也只是個有教育程度的臆測結果，而且只對數學建模發生的時間以及地點有效。社會科學家並不認為分母（也就是某地有多少同志？）可能被估算出來，這是因為身份與實踐之間有著持續變動的關係，例如社會上有男同志、有為趕流行而充當男同志的直男、有賣淫的男同志、雙性戀、不搞身份認同的酷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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